锦江剧场的建筑秉承景区常见的风格，有着巨大的斗拱和匾额，但顶着斗拱匾额的却是水泥砖墙。门边是一排废弃的共享单车，偏偏倒倒，在这西南第一大城市的中心，显出一派萧条和凌乱。来来往往的游客匆忙在隔壁的龙抄手打卡，除了演出时间，“锦江剧场”这四个字并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我对这里的喜爱仍旧大于不满。有川剧和朋友，在这里度过的下午就充满意义。
我的朋友是王裕仁。我本来没有机会认识王裕仁。年夏天，我参加了调查青年戏曲演员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我原本要采访的老同学任慧玲临时要离开成都，就向我推荐了他。任慧玲说，你要是做访谈，除了他我想不到更合适的人了。带好录音笔，清空内存，充好电。我说好。
我们约在锦江剧场见面。说是煞有介事的访谈，其实从小到大一路闷头读书的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想到要见陌生人更紧张，何况还要去了解别人的工作生活。那天中午我化妆换衣服折腾了许久，没吃午饭还是迟到了，心里愧疚得很，一下车就左顾右盼地打电话找他。而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不紧不慢。看见我的时候像见到老熟人一样，向我点点头，用成都话说，“我刚在悦来里头坐到，没看到你。走嘛，我们到茶馆头坐下说。”
我没有那么随和，打量了他一番。一个清俊的小伙子。夏天里他长衣长裤，改良的对襟长衫配棉布休闲裤和一脚蹬的休闲布鞋，手里拿着扇子，瘦但结实，五官也精致。当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形容，后来有人说，他长得古典，我这才明白过来。他太适合画油彩挂角角巾[1]了，不只因为这张脸，还因为他的风度。悦来茶楼紧贴着锦江剧场。一边走他一边问我，有没有来过这里。我说来过，看过《隋朝乱》，还看了折子戏。他点点头，带着我从斜对茶水房的楼梯走上去，就是我从没去过的二楼，一个在茶馆没有演出时也能坐下喝茶的地方。二楼地方开阔，包间门口挂着“醉花阴”“红鸾袄”这些川剧曲牌作为名字，里面坐着打牌的婆婆们。卡座里的客人放声交谈，头顶隐隐有烟雾缭绕。一组组竹编扶手椅围起来，茶几上，磨坏了的塑料壳夹着褪色的茶水单。
坐下来之后他问，你最近看了什么戏。我说在优酷上看了《白蛇传》。
他问：“谁演的《白蛇传》？”
我有些紧张，不知道在别人面前提起人家的父母是不是恰当，小心地说：“刘谊和你爸爸。”
他笑了笑，“我老汉儿是省川剧院借去演这个戏的。省川的《白蛇传》还是不错，不过里面有段东西，在我们团的《白蛇传》里才有。就是众水族保卫娘娘去往金山寺的时候，我们有一段展示。虾子，螃蟹，蚌壳（他把蚌读作ban，标准的成都话），都有自己的台词，展示自己的绝活和法宝。”
见我听得起兴，他接着说，“虾子说，且看我身披甲胄顶长矛，你看，虾子身上有壳，头上有触须，这就是甲胄和长矛，螃蟹……”
“我知道，螃蟹有钳子，横着走的，所以说他横行霸道……”我笑了，在他的手舞足蹈里仿佛看见了水族的琳琅满目，接着说下去，“这太有意思了。”
他点点头。“你说过你在上海看京剧看得多，上海京剧院的《大名府》里也有这样的一段。梁山好汉在台上分列两边，从宋江开始一个个自报家门，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说着说着，摇头晃脑地念起来。
“这太精彩了。”我笑起来。我心里想，所以这种铺陈是好的，稍微放松下来。我一直觉得好，但是从来没跟人讲过，也没听人这样说过。
见我笑，他得意起来。明明我才是在上海生活了一年的人，但他一路讲下去，都是看过的戏，熟悉的各路上海演员。和他聊天，我就像从戏班里出逃的小孩儿，看见光彩夺目的舞台上一群群穿蟒扎靠的人，给唬得目瞪口呆。只是我不曾学过戏，而小生演员王裕仁也不常真的有穿蟒扎靠的机会。
聊了两个小时，我终于想起来我早就饿了，他说走嘛，带你去把饭吃了，然后领我到楼下的龙抄手。菜单在头顶上挂着，我也不敢多看，顺手点了碗面。他说，“他们这儿油茶还不错。”我又点了油茶。等坐下来，他又说，“我还是去给你端碗抄手嘛。你到这里来吃饭居然点了碗面，我还是觉得……哎呀。”我说这么多吃不完，他说没事，你都尝一点。
看着我各吃了一口，他问，“怎么样嘛？”
“可以。”
他笑了笑，“我就说嘛。”
和王裕仁待在一起的所有经历几乎都跟饮食有关系。悦来的每日特价，让我逐渐开始对茶水单上那些以前只在书里读过的茶——从猴魁到正山小种，有了感官上的认识。点每日特价，给同伴的茶杯续水，包括约人在茶馆见面，都和在龙抄手要点抄手和油茶一样，是王裕仁教给我的技巧。在这之前，我好像只知道约人在星巴克。王裕仁说他不喜欢星巴克，空间小，往往又很吵。茶馆开阔，而且让人感到一切皆可谈论。
“成都人喊茶铺的嘛，下里巴人的感觉。”王裕仁说。
“对，一听到就有烂竹椅子的画面感了。”我笑道。
其实不论是烂竹椅子还是下里巴人，对茶馆的描述仍旧是旅游黄页化的，它不过是老照片和景点墙上的浮雕的投影，竹影和阳伞下，壶嘴奇长的铜壶穿梭在八仙桌之间，给一个个盖碗蓄水。在现实中，悦来这样的室内茶铺没有竹影光斑，铜壶换成了保温壶，八仙桌换成了玻璃茶几。但在这里我仍旧可以逐渐静下心来。茶馆里没有循环的背景音乐，王裕仁时不时拍茶几而歌，可以听得分明，录制总时长三五个小时的访谈期间，严肃的陈述和玩笑八卦混在一起融进茶馆嘈杂但让人心里平静的声音中，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茶铺的模样已经变了许多了，但依然能得到成都人的认同，沙发圈椅还和过去的烂竹椅子一样，跑码头的袍哥坐得，川大的教授也坐得。“茶铺是一种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哪里都是茶铺。”多次讨论茶铺之后，王裕仁终于说出了其中重要的东西。在茶铺令人放松的空气里，我渐渐也有许多话能同他讲，提起周信芳的嗓音很摇滚，两人一起开怀大笑。但其实刚认识的时候，他笑得总是有点含蓄。我说朋友们夸他好看，他点点头说一般好看。后来熟络了，才知道他有很外放的情绪。他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练功的小视频，一边自嘲“翻身全靠拗”，一边开玩笑，管自己叫“成都及周边各县小王璐”[2]。我想他是很享受当演员的，而作为演员的王裕仁展现的琳琅满目的舞台，不只存在于他对我的讲述和他的朋友圈中。我看过他12岁时演《石怀玉惊梦》[3]的视频，那样小的一个人，一本正经地唱“大登科小登科我一人独得”[4]，童声清亮得很。后来倒仓[5]，声音有了毛边，表演倒是越来越好看。川生讲究“瓜嗲媚秀”，他演《红梅阁放裴》[6]里的裴生，从掌灯到逃命那样复杂的一套套身段，他做下来还是媚秀尽有，逃命失掉了鞋这样狼狈的桥段里，身段也还流畅秀丽。三年前演《玉簪记逼侄赴科》[7]，他的潘必正瓜嗲都占，撒娇耍赖都是少年人的可爱，我且看且笑。真是如他所说，到了中年，演员嗲得自然，观众看得也不自然了，他现在正是发嗲的年纪。加上他自有的清俊，“穿褶子的戏”他现在适合演，也演得拿手。但他心目中最好的演员是像他的蓝光临师爷那样的，演什么像什么，不被某一特定的类型所束缚。他有时候也挂口条[8]给人配戏——他挂口条也总是会发朋友圈，还配过自己挂口条斗鸡眼的照片，玩得很高兴。他演《红梅阁摘红梅》的郭瑾，藏青色褶子[9]黑口条，不像老演员的稳重，但在裴相公的衬托下更显得文气。演《不糊涂》[10]，挂了灰白口条演一个老者，说看了多年的麒派做功终于派上用场了。
王裕仁在《放裴》中饰演裴生的剧照。
麒派对他是很重要的，尽管他是个川剧小生演员。他说，他是看了赵麟童的《未央宫》[11]，才知道老师说的“动情”是什么意思。他还说，花花绿绿的舞台上，麒老牌的出场能让舞台向他一个人倾斜，这就是麒派的魅力所在。他甚至学会了麒派的口癖，对戏的搭档一句未了，他便接一句“呃……”。许多上海的京剧演员他都有些眼缘，言兴朋他也喜欢。言小开五官并不精致，但是用他的话说，有一股文人的气质。除了京剧，昆曲、越剧也看，有一段时间还恶补电影。看了动画片《白蛇：缘起》，他说好看，画面做得不错。我笑了，说论技术谁比得过迪士尼啊，《白蛇》实在不算什么。他说他其实不大看电影，甚至都不怎么喜欢看，看电影只是出于横向借鉴的目的——他是真的会像麒派那样横向借鉴的，他告诉过我，电影《忠烈杨家将》最后一幕里，杨家弟兄一个个在画面上消失的场景完全可以通过灯光在舞台上实现。七郎八虎原有身段不变，打在每个人身上的灯光一个一个灭掉，壮烈动人。和他一起看话剧《白鹿原》，看完之后他带头起立鼓掌，看着演员在舞台熄光纱幕垂下之后依然等待观众离场，对我说，话剧演员比他们戏曲演员敬业。半夜里却还发朋友圈，说如果让他再买票看一次，可能就会犹豫了，这大概是话剧的短处。“而戏曲就是生书熟戏，因为戏曲不光是来看故事。而话剧就少点……美的东西。”横向借鉴在王裕仁身上的起源其实就很“横”，他是因为听了郭德纲唱的《未央宫》才看了赵麟童的版本。他说郭德纲对自己是有影响的。十岁前后听了郭德纲的相声，“惊为天人”，提到他，往往也称一声先生。郭德纲作为从艺者，读书极多，传统艺术摄入量极大，这是他一段时间内的榜样——他小学四年级就进了戏校，为了弥补文化课的不足，一直自己摸索着学习。王裕仁也拿学历开玩笑，说自己是幼年失学的演员，又从高材生到陈老师，高帽子给我戴了不少。陈老师真的挺骄傲的，有时候端着大学生的架子，总觉得在高考中成绩进入了全省前百分之一，又被人以博闻强识的优点捧着，应当是她学问高才对。王裕仁问起对他自己编的小戏《醉院》的看法，她一下子得了意，“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够用更戏剧化的情节来展现”，说着便炫耀了一通理论。他让陈老师具体到作品谈，她却一下说不出话了。重新看了剧本，第二天和他讨论，他回应了许多，陈老师却并不服气。
很久之后，陈老师又仔细看了他的剧本，飘在空中的状态终于被打落在地上。如同他自己在一年后的评价一样，他还有很多想法尚无法言说，最好的表达集中在了三人自白的唱段里。但他太明白了，他的林妹妹是“弱梅惧逆风”，戏里谁都疼她。宝钗大度，把她的讽刺“权作水月秋风动涛松”；而宝玉陷入“左右两难怎圆通”的处境，灵动和痴相都有了。“她才高借语将我讽，她巧思听言解内衷”的句子，放在川剧的语境下，唱出来至少是合适的。
用大学生的话说，和王裕仁的交流是给大学生祛魅的过程。就像一年以后他再看《醉院》还会评价自己“茶壶煮汤圆——倒不出”一样，他对许多事情的思考不会停止。演完《桃花村》[12]，他高兴得了不得，一直跟我讲他看到的观众的回应，还拉着我自拍。演到崔护调戏姚晓春的地方，很明显能看到几个年轻观众笑了。“演《未央宫》这样的戏，现在的观众来看可能不是那么能理解。”
“隔了一层哇？”
“对。但是这种发糖的戏就比较容易有共鸣了。”
“所以我觉得‘送戏进校园’应该演《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戏。”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嘛。”他笑了笑。
我对他说，他知道思考是没有止境的，而我们应试教育出来的人往往缺乏这种意识。他没有回应——除了夸他好看以外，其他时候夸他他经常不会直接回应——他只说，他许多同事还停留在学生的阶段，老师怎样教就怎样演，带着感情在台上练功。获得更多数量的年轻观众一直是王裕仁的愿望。他希望演出结束后能和他交流的，“不是一个陈静姝，而是有两个三个十个陈静姝”，“像陈老师这样的青年观众走进剧场”，是个好现象。他曾经问我，觉得初次接触戏曲的年轻观众到悦来看戏合不合适。悦来原本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后来舞台的存在，音效不好，观众席没有阶梯，梁柱也容易遮挡观众视线。他还觉得如果要给年轻观众安排演出，应该由年轻演员来演。年轻人看年轻人，总是会觉得更容易接近。他发过一条朋友圈，小心翼翼地提起，年前后剧院曾经有一批比较固定的青年观众，如果当时好好经营，估计戏迷基础就跟上海越剧院差不多了。他还配了张自己小时候带妆的照片，说怀念那段日子，“虽然略显清贫，好歹一派欣欣向荣。时过境迁，怎么都各奔东西了呢。”
“按照我爸的话说就是长大了就各自飞了。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他怎么不想想自己这几年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那你说是啥子原因嘛？”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嘛，可能是出的戏越来越不好看了，主要就是应付上面派的任务。”
对于在同龄人中推广戏曲，我曾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在社团里努力创造机会，但遭遇的挫败太多，心力憔悴，最后带着“本应做好社团活动”的负罪感完全从其中抽了身。而为了给王裕仁创造接触青年戏曲观众的机会，我曾经借用做社团时的人脉，试图给他和两个成都的票友牵线。辗转多方打听了一天，线牵上了，但发现两人目前做的工作和他的目标相去甚远，交流活动又只有暂且作罢。牵线打听时的种种蹉跎和我做学校戏曲社团活动时如出一辙，我连想起都觉得煎熬，对他说起，戏曲的活动总是这样，不是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跟观众交流，就是没有观众愿意来，就像其中一个票友开戏曲课，只有自己带去的两个学生。
他说没事，“不见得现在就指望做出什么事来”，多认识个朋友总是好的。同时他也表示认同，说要找到哪怕一个稍微稳固点的人脉都很难，何况学校社团和面向社会的组织还不一样。这些事任重道远。
“那就慢慢来嘛，慢慢修炼。”末了我这样说，作为对话的收束，但心里还是有怨气和自责。
王裕仁回应道，“是。而且自己能力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各方面的能力。”语气轻描淡写，但能力的不足被他一语道破，我忽然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好自责和埋怨的，反倒真正意识到，得开始直面需要“慢慢修炼”的局面。
而对于“慢慢修炼”，在我身上更多的是搁置，就像我放弃戏曲社团，在琐碎的事务中有意无意地等待别的机会那样。他却是真的在这样做。他说起过很多想排的戏，我说想看他的《逼侄赴科》，他说准备下季度演，争取安排在暑假里让我看到。
“我和任慧玲还想把《燕燕》[13]排出来。”
“排全本吗？”
“只能排《送衾》这一折，全本没有院团支持是排不出来的。看到时候你有没有时间来看嘛。”
“可以嘛，你跟她说安排到七八月份……”
“暑假哇？要得。”
他的事情似乎总安排在很久以后，或者某些说不上来的时间点。他的准备也是不紧不慢的。来上海出差时约我吃饭，我怕他等我，在他出发前一天就问他时间怎么安排，他叫我莫慌，他又不急。到了上海等我时四处溜达，拍了法租界风格的建筑，还去周信芳故居门口打望了一番。这个在学校里翘了无数武功课的人，工作之后越来越意识到武功的重要。但他开玩笑说自己不是淡定，只是懒散，练功也按照弹性的节律在进行着，计划要练功的下午和我约了访谈，还是不催我，等我午觉醒来，录了一两个小时音才出发。他说不急迫是他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出差去过很多城市，他始终觉得成都最好，因为在这里，“生活可以没有必要那么浮躁。事情在那里，你去做事情，就够了。而且事情是做不完的。只需要把你觉得值得的事情，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做好就对了。所以搞戏曲我一直抱着一个态度，成都人，就应该去耍。耍这个字的意义不像在普通话里那么轻浮，你也可以是很认真地耍，很端庄地耍。主观上来说，这是抱着一种很轻松的心态。”
王裕仁在《石怀玉惊梦》中扮演石怀玉的后台照。
“我还有点想排最后李维德跳反那一段，就是他说‘依我看，还是把她送给史衙内作妾吧’那里。演坏人还是很过瘾的，特别是到最后他说，‘恭喜你，衙内——夫——人——’……”说着眯起眼睛，表情阴险起来
他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是我最近一次到悦来茶楼。
“川剧秀你看过没有？没有的话我去给你买张票。”
川剧秀演出是晚上八点，我有事要跑一趟，回来刚好能赶上。
下茶楼买票，票房的阿姨抽着烟，瞟了王裕仁一眼，“脸都不洗嗦，懒得伤心。”还带着妆的王裕仁不回应，走进票房拿票，顺便带上了门，“我还帮你把门关到嘛，哎呀。”
“我今天演出的这一身都是我自己的。我又做了条彩裤，配摘红梅的褶子。《摘红梅》的褶子穿两边……”拿了票往龙抄手走时，他对我说。
“鸳鸯褶子哇？”
“对的。《摘红梅》穿粉色和湖蓝色，一般来讲彩裤要穿和褶子不一样的颜色。”
“那你做了条白裤子？”
“不是，鹅黄的。”
提起行头、扇子、喜欢的戏的时候，王裕仁都像个富翁，真正的如数家珍。他说他有钱了就喜欢置点东西，哪怕一时用不上，只要手上有就很开心。剧院开给他的工资不高，他仍然存了些钱，在成都日子过得滋润。但按照量化的标准来看，他的收入也许连同龄同事的平均值也达不到——他的同事里有漂亮的女孩子，画精致俗艳的妆，用度奢侈；也有努力走穴的小伙子，去年刚提了豪车。他觉得要挣钱无非多跑几个场子，只是不值得。
他说“不值得”的时候，语气是举重若轻的，是作为一段话的结尾来说的。但是这里有一种清醒的力量。
吃完饭我打了滴滴，王裕仁到剧场门口送我——他总是很厚道，帮我打过车，还骑过电瓶车送我去赶公交。送我陪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他脸上的妆要留到川剧秀里继续用，俊扮小生长眉入鬓，唇红齿白。烫过的头发鬓角整齐，黑色高领外套顶着下巴，倒和他喜欢的言兴朋一般，像旧上海的小开。
王裕仁背后是一块标记重要历史遗迹的石碑，刻着浮雕和宋体字，记载着锦江剧场的历史。老锦江剧场是座三进的庭院，雕梁画栋，十多年前拆去，建了现在的水泥砖楼。华兴街窄而乱，在各家餐饮和旅游大巴之间，剧场更显得灰头土脸，低调而沉默。说起上海的天蟾逸夫舞台已经整修了一两年，他回头看看石碑，又与剧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皱着眉，叹了口气。
“老锦江剧场是真可惜了……我们剧场又要重建了，不晓得要搞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该搭什么话。我又想起天蟾，用了一百年的剧场，大修前发过推送通知观众，标题是“为了下一个百年”。
但是看着王裕仁，我忽然没有那么悲愤和伤感。我想起我请朋友为他题的一幅字，“蓝桥有路”。这本来是玩笑话，是一位朋友从《摘红梅》里的词里提出来安慰他的，“蓝桥虽有路，何时逢云英”，讲的是男女邂逅的典故。而他喜欢这四个字，不只是因为它和爱情的关联，还因为它和他更广泛的生活态度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对于包括爱情和艺术在内的种种事务而言，“蓝桥虽有路”应当是“蓝桥总有路”。他说裴航在蓝桥历尽磨难，最终还是找回玉杵娶回了云英。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和行业的没落，但他相信事情总会好的。锦江剧场在上一代人的手中拆了又建，青年观众来了又走，川剧这样曾经响遍全国的地方戏一度衰落到让人寒心的程度，但是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中，有人怀着“蓝桥有路”的心，慢慢修炼着自己，给人某种鼓励和希望。
[1]川剧小生盔头的一种。王裕仁曾说，角角巾是川剧小生扮相的试金石，要求脸部轮廓的秀气。
[2]王璐是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授，前国家京剧院青年团主要武生演员之一，第六届CCTV全国青年京剧大赛武生组金奖得主。
[3]川剧剧目《峰翠山》中的一折，讲述武举人石怀玉得中状元之后再次娶妻，冤杀原配妻子狐狸精胡莲娘后，良心不安，夜里梦见胡莲娘索命，受惊吓而死的故事。
[4]大登科指金榜题名，小登科指洞房花烛。
[5]指戏曲演员在青春期时嗓音变低或变哑。
[6]《红梅阁》为川剧剧目，讲述书生裴禹和李慧娘、卢昭容的爱情故事。其中《摘红梅》一折为小生做功戏，讲述裴禹因摘梅花而与卢昭容相遇相爱的故事，通过复杂的身段动作展现了裴禹的风流倜傥与可爱。《放裴》一折也为小生做功戏，讲述李慧娘因爱慕裴禹而被杀，死后为了救裴禹，魂归阳间将其放走的故事，通过身段动作展现了裴禹掌灯、逃命等情节。
[7]川剧剧目，讲述作为道观观主之侄的书生潘必正和女道士陈妙常在道观中相爱的故事。《逼侄赴科》一折讲述的是观主发现两人感情后为了拆散两人，逼迫潘必正进京赴考的情节。
[8]指髯口，是戏曲中人物胡须的象征物。
[9]传统戏曲服装中的一种便服，一般为文生所穿。
[10]川剧剧目，讲述县令阮尚元除暴安良的故事。
[11]京剧麒派剧目，讲述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被吕后和萧何骗至未央宫中谋杀的故事。
[12]川剧剧目，讲述诗人崔护途经桃花村，与村中少女姚晓春互生爱慕的故事。
[13]川剧剧目，讲述官宦子弟李维德对侍女燕燕始乱终弃，最终燕燕以自缢在李维德婚床之上作为复仇的故事。其中《送衾》一折讲述的是燕燕为李维德送被子时被李维德诱骗的情节。
关于作者
陈静姝，成都人，在沪大学生。学着读书看戏，一点一点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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