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簪花习俗风靡。簪戴的花种，以牡丹或类似牡丹的芍药居多。与牡丹相比，簪梅的情况明显较少，这似乎与宋代爱梅的士风相悖，实则不然。从大量咏梅诗可以看出，宋代士人对梅的审美兴趣高涨。观诸宋代咏梅诗，较明显的倾向，一是写神不写形，二是写影不写色，三是神化而非拟人化。
1.回溯宋人对梅花的接受历程，对梅的认识从外在的青枝绿叶逐渐转向内在的品格风骨
梅原产于中国南方，随着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逐渐进入时人视野，栽培技术的提高则为全国性赏梅风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据《西清诗话》记载，晏殊首将红梅移栽汴京，并赋诗“北人应作杏花看”，可见当时梅花与桃杏之花的审美层次差异尚未深入人心。
随着林逋等隐士将自身品格追求加诸梅花，与梅花原有的凌霜傲雪、清雅素淡的特质相结合，苏轼更是直接以“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批评石延年只着眼于梅花的形态。
梅花的内在独异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发现并赋魅，最终上升为“梅格”，奠定了宋人咏梅的主体基调。
2.宋人咏牡丹多着眼于色，咏梅则偏爱其影
咏牡丹的诗句大量使用颜色词，且多为暖色调，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浅红酽紫各新样，雪白鹅黄非旧名”，通过鲜妍明媚的设色和多种色彩的映衬，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凸显牡丹的光鲜美艳。
而梅花常临水而生，其色素淡，其形纤巧，直接描绘形色的感染力不足，于是宋人另辟蹊径，咏其水中倒影。如林逋《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脍炙天下殆二百年”，使“疏影”成为梅花的代名词。
3.宋人咏牡丹多赋予其人格，咏梅则上升为神格
受南朝宫体诗物化女性的余风影响，唐人写花偏爱以人喻花。繁荣的经济和开放的世风推动女性的妆容、服饰趋于华美，与牡丹呈相互映衬之态。
如“群芳尽怯千般态，几醉能消一番红”（张《观江南牡丹》），又如“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李商隐《牡丹》），将牡丹比作南子和越女，虽是美人，但仍身处俗世。
以美人喻牡丹的传统被后世继承；而宋人咏梅，则多以神女作比，如郑獬《雪中梅》的“素娥已自称佳丽，更作广寒宫里人”，张耒《梅花》中的“月娥服御无非素，玉女精神不尚妆”。
二诗中神女都具有素雅的特性，折射出宋代文人崇尚素淡的审美倾向。这一倾向虚幻化则为想象中的神女，具象化则加诸现实中的梅花。对梅花的神化既蕴含了浪漫主义情怀，又增强了梅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特质。
宋人尊崇梅花，实质上是尊崇其高洁朴素的品格，尊崇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综上可知，宋人心中的梅花，因品格而受到敬重，因敬重而只可远观，因远观而产生距离之美。同时也需要注意，牡丹在宋人审美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牡丹与梅花，一者是艳阳下的冠冕，一者是静夜中的魅影，互衬互补，构成了有宋一代社会风貌的双面。簪牡丹与咏梅影的审美分野如何产生？不妨将视域扩展至宋型文化承前启后的嬗变，探究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涵。
二、儒学与佛道的交锋
西汉以来儒学的主张，在统治层面是专制集权，在处世层面是伦理纲常，在审美层面是充实博大。簪戴牡丹的行为，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回应了儒学的准则。北宋时期，国家由五代的分裂重归于一统，为皇权加强创造了条件。
对特异奇丽之花的簪戴，正是政治特权的体现。《铁围山丛谈》记载，宋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雒阳适进姚黄一，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
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古人以“花王”誉之。簪戴艳丽硕大且稀有的名花，反映了统治者追求祥瑞与特权的心理。除了自己戴花以显示独尊地位，统治者也通过赐花的方式显示恩宠。
宋真宗曾“自剪牡丹两朵”，召宰相王旦亲戴，“从者皆荣公（王旦）”。簪花也是宫廷节庆的礼俗，是新科进士宴席上的惯例，司马光“闻喜宴独不戴花”，最终也因同年劝告“君赐不可违”而簪了一朵。牡丹由此带上了荣耀与富贵的色彩。
另一方面，宋朝在重文抑武、文教兴国的国策下，文士地位提升、授官规模扩大、科举制标准趋于客观，为文人提供了更大的仕进机会，使传统儒学中“兼济天下”的理念得以践行。
“仕所以行君臣之义”，宋代文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结，通过追求政治地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我价值，维护社会道义。作为富贵的象征，牡丹等鲜丽之花带有祥瑞的文化喻意，寄托了宋代士人的政治抱负、济世情怀。
宋人赏牡丹常在社交集会的场合，牡丹的艳丽与集会的热闹欢娱相互烘托。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韩琦、王安石等四人共赏花中珍品金带围，“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铁围山丛谈》记载，后人竞相效仿这一传奇性举动，以期获得升官的好运。
簪戴牡丹的共同行为与追求仕进的社会心态互为表里，折射出宋代社会风尚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反映了宋代的儒学主体意识。上层社会对牡丹的追捧也影响了平民的审美观念，使牡丹的簪戴从社交深入到生活，构成了宋人生活美学的独特部分。
牡丹的大量种植也为平民的簪戴提供了条件。司马光就曾在诗中提到“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的全民簪花盛况。而通过姜夔诗中“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的壮观场面，可知簪戴牡丹的集体行为所展现的博大浩荡之美。
牡丹的艳丽与中国古代的尚红心理相契合，能营造喜庆吉祥的氛围。牡丹由此在佳节乃至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装饰的功能。牡丹外形硕大华美，正契合孟子主张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的美学精神。对牡丹的喜爱，彰显了传统儒学对宋人审美倾向的影响。
然而，宋代知识分子虽有更多仕进机会，却亦会面临仕途不顺、官场阴暗的状况。权力层层分割，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思想控制加强，因诗获罪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宋人被迫敛抑言论，转而托物言志。
遗世独立的梅花所指向的隐逸路径，则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归宿。宋人借梅花构建出一个理想世界，反衬现实的缺憾，委婉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传播、盛行，对宋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而佛道的教义与梅影的文化内涵恰有共通之处。水中梅影与佛老思想互邻互渗，构成了宋人庙堂之外的隐逸人生。前文提到，宋人咏梅善写其影。《彦周诗话》评论王安石“爱看水中影”，这与他晚年喜佛不无关系。
事实上，受盛行的佛道思想影响，吟咏水中梅影是宋人普遍的审美范式。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将一切物质现象归结于“空性”，批驳对表相的“妄执”。
而道家认为“五色令人目盲”，《道德经》以容器中空使器皿有用的例子阐发了“无用之用”，都使人体悟到空无的意义。花影的意象无形无色，其美感亦来源于空无，“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
虚空感破除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联结，使二者都葆有自由，维持本然状态，呈现本真之美。汉传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吸收儒道思想，孕育出禅宗等佛教宗派。
一方面，禅宗继承了大乘佛教中“诸行无常”的理念，认为外界具象事物生灭如露，譬如真实之花终将凋零，因此要超拔于现实之外，消弭物质的真实性，使本心回归清净。
在“不执”的主张下，宋人倾向于歌咏缥缈的梅影。水中梅影兼具水流的动态感与倒影的空无感，既能启发对时间流逝的思考，又使物象摆脱世俗中形色的桎梏，超越物理意义上时空的界限，呈现超拔的美感，消解对世事无常的忧惧。
另一方面，禅宗融合儒家入世思想，更为注重现世，提倡寓禅理于生活，促使宋人探究梅花表相之下的禅机。再者，佛道思想中的空无与圆满可以相互转化，《道德经》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语，《维摩经》亦言“修习空花万行，宴坐水月道场”。
禅宗提倡的“不执”，是既不过分执著于真实，亦不局囿于空无。梅花被宋人喜爱，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承载的品格。真花须臾即灭，而梅花的品格则如梅影一般，缥缈却永恒。
为回应佛道思想盛行带来的挑战，传统儒学也汲取佛道思想的哲学内涵，在思辨化中向理学转型。对梅影的观赏，也附上了理学的价值取向，即注重气节、自省克制、质朴平淡。
宋人喜以梅自比，观梅影也带有孤芳自赏、慎独自省、洁身自好的意味，同时代览镜诗与画像自赞数量大增，也印证了宋人对自我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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