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咏物词到派系斗争之后突然大为流行，和先前时期的偶然出现，有很明显的差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盖派系斗争时期词人走出了歌楼酒馆，将视野投射到人生更广阔的空间，几乎可以无所不写，为何又将眼光投注在一些小小的事物上？那不是反其道而行吗？
其实不然，这正是在当时政治气候下，诗这种体裁已不容再有“谲谏”的余地，词人却从适合于婉约隐晦以达意的歌词里，找到了另一个可以发抒情意的管道。
如果在“思归”、“羁旅之愁”、“宦海倦游”的主题里加上一些“讽刺、牢骚”的词语，可能非常容易被他人察觉，必不能免于更严厉的迫害。这时，将主题设定在“咏物”之上，词语中明写事物的外貌、姿态，暗中却别有寄托，因为描摹事物不涉及人物的臧否，政敌很难抓住把柄，虽然联想可以指涉于多方，却很难实指为何人何事，想要罗织罪名委实不易，“咏物词”竟有着如此的妙用，顺理成章地成为词人的最爱之一。
柳永词所缺乏的正是在“寄意”的寡少，后来评家多病其“直露”，正是从他词作的主题寓意太过于明显这点切入。他的词描写的内容，一大部分与歌姬之间的恋情、别思有关，其余又多可以归之于抒写宦游飘泊的“羁旅行役”之思，间或夹杂一些如＜鹤冲天＞词的疏狂之作，如此而已，所以被评为境界不高。张先词作常题有词序，也不见有专意咏物的作品。
梅尧臣有＜苏幕遮＞（露堤平）一词，虽然是咏物，思想上仍是“忆王孙”的别离词，不带有更婉曲的深意。派系斗争之后咏物词相应地增多，如苏轼、黄庭坚、李之仪、晁补之、陈师道、晏几道、贺铸、周邦彦等，都是个中作手。以下略举数位论之。
熙宁、元丰时期，风气开始有所改变。在杭、密、徐州任上，苏轼尝试创作小词，已有不少咏物之作。元丰三年谪黄之后，苏轼的咏物词里添加了更多的意涵。他的好友章楶以＜水龙吟＞（燕忙莺懒花残）咏杨花，苏轼和之，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而后出转精，词云：
这首词一下子似乎在写杨花，一下子又像在写思妇，惝怳迷离，似沾黏又不滞，赋予杨花款款的柔情，将事物拟人化，的确是咏物词的典范，开创了咏物的“离合”之法。
有了这二篇“咏杨花”的尝试，咏物词逐渐受到创作者的青睐，苏轼咏物词极多，除了上面所举杨花词，还有咏孤鸿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及另一名篇＜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雾），古今词论皆以为别有寄托。此外，其他诸多咏物词，细究之，都可以探寻出一些端倪。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通篇在写琵琶，却也通篇在自喻其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
这段话，应该是指苏轼在“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之句里，自比一身所遭遇的险恶，从这种推测看，又和派系斗争脱不了干系。另一首＜定风波·红梅＞（好睡慵开莫厌迟）是对石曼卿＜红梅＞诗而发，但绝不止如此单纯，朱德才即指出：“而梅品即人品。就中不无自我写照意味。”又如＜贺新郎＞幽隐婉曲，若即若离。
全首着意写榴花，似又暗比女子心声，但是诸家词评没有不将它引向别有寄意一方面去的。早在南宋的胡仔就揭出这一旨意，称其“托意高远”。这里所说的“托意”，应该就是指向政治的联想。
至于东坡＜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此词表面上写美人迟暮，且借咏物加以渲染，实则可能隐寓作者怀才不遇的坎壈之怀，谭献《复堂词话》云：“欲与少陵＜佳人＞一篇互证”，确为知言。
古来大部分的学者都倾向于此看法，此处不过再加揭明而已。
黄庭坚的词也多有相同的表现。他曾作＜虞美人·宜州见梅作＞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路成文并举出＜浪淘沙·荔枝＞谓：“此二词一咏梅，一咏荔枝，是作者在特定情境下睹物生感、借题发挥创作的咏物词，寄寓了较深的感慨，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借物以咏怀的作品。”当然，这里的“咏怀”，从“去国十年”一句可以充分体会其感慨政治无情的意涵。
又另一首＜品令·茶词＞（凤舞团团饼），虽然较不容易直指有何寄托，但是词中说“醉乡路，成佳境”，似乎有李后主“醉乡路稳宜频到”的暗示。词末还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何以“口不能言”？局势不容许他发抒意见呀！“心下快活自省”，也不向人明示快活为何？所省为何？有心的读者自然会联想到他的身世上去。所以路成文对此评为：“却也隐约地传达出宦海浮沉的人生感慨。”另外一位苏门弟子晁补之也是咏物妙手，词评家一论及咏物词，一定会想到他的＜盐角儿·亳社观梅＞：
本词注重音律的和美、声调的抑扬以及节奏的张弛有致，是词的特点，也是咏物词的特点。如晁补之的＜盐角儿＞……每三句自成一节，不同于偶数词段的平稳，显得洒脱而俏皮，又兼入声韵有力收煞，读来有昂扬、激越的情调，新奇、脱俗的快意。
细看此词，利用赋笔、寄托、音律变化的技巧写作咏物词，晁氏此作被看成了模板。从苏轼一门都擅长写咏物词这特点来看，借咏物以托兴无疑是集体的倾向。同时的贺铸作＜踏莎行＞（杨柳回塘）词，也是咏物之什：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即使标明在咏荷花，后人也以为别有寄意。这显然是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不肯随世俯仰，以致落拓江湖的人生感慨。真情雅意，寄兴无端，花中俨然有作者之灵魂与人格在，是学屈原＜桔颂＞而得其神髓者。
贺铸以二层转喻之法，暗示了政治生涯的蹭蹬。似咏物而实托物起兴，充分发挥了咏物词婉转屈曲、避免直讽的功效。
周邦彦的咏物词更是北宋末最值得注意的一位，盖写作手法到他这里已被开发得淋漓尽致。他的＜大酺·春雨＞（对宿烟收）词，正以描写春雨的“流潦妨车”，寄托他客居流落之慨。他的另一首＜花犯·梅花＞（粉墙低）词，虽然以多角度正写、侧写梅花，但意不止于咏物。黄蓼园《蓼园词选》以为：总是见官迹无常,情怀落寞耳,忽借梅花以写,意超而思永。
比较苏、周二人咏物之不同，苏轼的咏物词，物与人融合无间，‘物’成了人格化的对象，反过来也可以说‘人’化入了‘物’。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我’之境。而周邦彦的词，是“有我”的境界，＜六丑·蔷薇后作＞为例。词云：
此词是借着伤春的主题，述说人与花相恋相惜之情，其中自有叹惜年华逝去，无限惆怅的感慨。所咏诸多的“物”似乎都有意识、都有感情，事实上，全是作者感情借物投射出来，好像万物在为他抒情般地缠绵悱恻。以上苏、周二人咏物的方式不同，表现的情感有“旁观”与“当局”之异，但周邦彦虽当局而不迷，这所以是他更高一着的地方。
咏物词之初起，本来或许无意一定要托意寄兴，却开了一条可资利用的路，让那些多才的词人，在绞尽脑汁为这类“咏物词”增添色彩时，恰有郁积已久、不得不吐的情怀，因托物以起兴。北宋后期六十年翻搅不已的政治局势，正是引起这种情怀的主导力量。咏物词在字面上是精雕细琢的，它的抒怀方式是婉转深微的，但词人却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寄意于或有或无之间。善于咏物的词人赋予“咏物词”以崭新的生命，并且还启迪了南宋的继承者，使“咏物词”成为南宋词人在写作中托物言志的最佳管道。
参考文献：
《东坡在词风上的承继与创新》
《宋代咏物词史论》
《全宋词》
《论苏轼与宋人的咏物词》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四部备要》
《宋词鉴赏辞典》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论咏物词的历史流程及艺术特色》
《声韵学》
《中国诗学》
《宋代文学史》
《词话丛编》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