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渭法
年12月。杭州。
隆冬的寒气笼罩着无垠的大地，和煦的阳光喷薄而出，照射着西子湖畔和浙江第一师范的校舍。奇怪的天气产生出一种奇怪现象：早晨和夜间是一片凌凌寒骨的冰冻世界，而中午辰光则仿佛是春临的时日，暖和而燠热。老辈人说，这样的怪天气怕是时代变卦的先兆。
这天傍晚，第一师范的学生宿舍人声鼎沸，一大批教职员工和一大群血气方刚的学生正聚会欢庆《浙江新潮》第二期发刊。
他们是教师代表陈望道、经亨颐、夏丏尊，刘太白、朱自清等，学生代表有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邵人模、俞大同、夏衍、周伯棣、傅彬然等。
《浙江新潮》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与《新青年》《星期评论》相呼应，像一把刺入封建、腐败社会的尖刀。每周四开四版，主编是俞秀松。
因为冷，室内燃着个红红的火炉。灼灼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而充满着喜悦的脸。因为激动，有好几个教师和同学卸去了身上沉重的棉衣。
欢呼声中，大家哄笑着叫主编俞秀松发言。这位经受过“五四”锤炼的刊物主编，约莫二十岁年纪，高魁的身子俊秀的脸衬托着伟伟勃发的英姿，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浓眉，显得颇有学识而又颇具学生领袖的气派。此刻，他挺挺胸清了清嗓门，毫不推辞便说了起来：
“想不到《浙江新潮》会受到先生们如此重视，想不到存统同学这篇《非孝》的檄文有如此威力！我们得到了预期效果，也收到了意外收获。今天，上海的戴季陶先生也表示了对《非孝》一文的青睐！”
秀松说到此处，坐在一起的陈望道先生和经亨颐校长瞧了瞧坐在墙角落的施存统，似乎对《非孝》产生了回味。
陈先生插言道：“存统的《非孝》有独到的见解，又富有深刻的哲理。如果说‘五四’是反封建的，打倒孔家店的，那么《非孝》一文则是反封建的深入，向家族制度挑战的利剑！”
经校长同意陈先生的话，笑吟吟地点着头。“不过，”他站起身，“我建议存统，不妨对大家谈谈写《非孝》一文的感受。”
大家集中的目光瞟向施存统。施存统孤零零地坐着，耷拉着他沉重的脑袋。猛然，他站了起来，目光里充满着痛苦和恼怒。
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市。这年3月，他接到父亲的家信，说母亲眼疾严重，不治怕要变为盲人。尽孝的儿子惦着母亲的病，急得惶惶不安。他连忙向同学、老师借了30块，赶到家。父亲答应给母亲治病，可是当儿子离开家门，他却把30块摆上了赌桌。母亲因而双目失明，很快便瞑目而去。
盯着母亲直挺挺的尸体，存统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淌下来，悲交织着怒。他横眉冷对着残忍的父亲，恨不得把父亲打倒在地。
回返杭州，他含着悲泪把母亲的死因告诉了秀松。秀松启发他：“嗳，存统，你可以把这件事写成一篇议论文。”两人当下商议，定下了《决计做一个不孝儿子》的题目。
夜，四周寂静无声。两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又研讨了许久，以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初步理解给文章定了主旨，
一、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医院，母亲的病便可以得到治疗。
二、家庭制度利用名分主义制造罪恶。如果没有父子名分，则儿子对母亲的事便可以自己自由处理。
三、孝是灭杀人性的奴隶道德，如果没有这种道德束缚，则儿子可以对父亲的不当行为作反抗。
四、如果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则母亲的生死病痛，随时会有人照料，何劳百里之外亲人赶回去。……
发表之前，俞秀松又把题目改为《非孝》。
《非孝》像雷电一样起到了轰动效应。国内外三十多个代派处纷纷来信来电，向俞秀松、施存统致以敬礼，但也有更多的人不同意《非孝》的激进观点。人类社会自私有制建立以来，谁敢和它开展决裂?谁又不是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地把这个孝字奉在掌心？
施存统抑扬顿挫地追叙着撰写《非孝》一文的经过，苍白的脸上闪动着激奋而悲伤的泪花。
聚会的老师和学生们又狂热起来。他们亲切地把俞秀松、施存统抬起来，抛向空中，口中大喊：“《浙江新潮》过瘾！”“秀松、存统好样的！”
亲爱的读者怕不明白，仅仅是一家刊物、一篇《决计做一个不孝儿子》的文章，怎么能激起这般狂热的反响呢？原因正在于他们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一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似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恰恰又是当时全国千千万万个进步青年日夜期望、日夜寻找着的信仰和追求！
火炉越烧越旺，聚会的师生越来越激奋。人影在斑斑驳驳的墙壁上晃动。他们表达出来的感情，活像领悟和实践了法兰西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
突然，笃笃笃，教室的大门被敲响。
进来的是一位身穿破旧长衫的老传达。他神色慌张地来到校长经亨颐面前，结结巴巴地耳语了一通。
经校长连忙站起身，匆匆地随老传达去了。
大伙儿一下子静了下来，额头上的热汗变成了冷汗。大家预测：一场大祸将像上次“一师风潮”样迅猛地铺天盖地而来。
秀松急赤白脸地追出门去，只见一片朦胧，淫雨哗哗，洪钟般的檐水声震得人心发慌。
果然是一场大祸。《浙江新潮》的凌厉锋芒触动了反动当局的要害。
第二天的《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北洋军阀头子的勒令：
《非孝》之文，实为非孝，废孔、共产、共妻也，它贻害秩序，败坏风俗，明目张胆，毫无忌惮。今起取缔该刊，并禁止翻印、邮寄。
雨帘，低压压地笼罩着整个杭城。西子湖边的大街小巷满是被风雨刮下的枯叶子。警车寒号鸟似地鸣叫着。
禁刊不够，还得抓人。俞秀松和施存统只好躲在贡院旁一师附小老师骆致襄的卧室里。
骆致襄与俞秀松之父是好友，平时秀松管他称世伯。世伯同情这两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却想不出相助的办法。几天来，他们白天躲在这里睡觉，晚上只好坐在冥冥黑暗中叹息，不时为自己今后的去路捏把汗。
怎么办？回家务农，他们不甘心，跑到上海去做工，他们同样的不甘心。他们在“五四”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已经感受到肩上负着的一种责任，那就是去追求真理，把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百般无奈之下，骆致襄提议道：“你们是不是去请教一下经校长，说不定……”
施存统连忙打断他的话，“经校长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还是少给他添麻烦吧。”
“不！”俞秀松扯住存统一只手，“去，趁着黑灯瞎火人家看不见。”
秀松“吱”地打开门，忽然一惊，门口正过来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他喊了一声，“谁？”
“是我。”
这声音好熟。秀松灵敏的头脑一下辨了出来，“是经校长！”
施存统接过他手中的雨伞，秀松赶忙点亮油灯。
经校长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目光注视着两张血气方刚的脸。
俞秀松快人快语地说：“经校长，咱不能在一师蹲下去了，实想由您介绍个去处去工作。”说着用手肘捅捅施存统。施存统嗫嚅着诉道，“经校长，我返不了家，我已经没有家了……”说着心头一酸，泪如雨下。
“我知道你们的苦处。”经校长来到施存统身边，颤巍巍为他擦着脸上的泪水，“也为着这个，我和望道先生商量了一下，特意赶来了。”
“经校长有办法？”俞秀松闪动着机警的大眼睛。
“办法有一个，只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
说着，他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一本《少年中国》，翻开，热情地说，“你们看看这个。”
俞秀松接过刊物，在昏暗的油灯下念起来：
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凡志愿入团者须团员一人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做工四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增加做工钟点。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俞秀松几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读完，两人像孩子一样狂喜地扑向经校长，紧紧攥住他的手。
“经校长，太好啦。看了这，我们像一个迷路者终于找到了路标，它太好啦！”
经校长笑着拍着他俩的肩头：“我料定你们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创办人李大钊先生也是你们所敬仰的人。不过，去北京，得准备好路费呀。”
“多少？”施存统搔搔头皮。
“起码每人二十块！”
存统怯生生地退着步，双眼睁得田螺大：“二十块，这……我向谁去拿？”
俞秀松沉思了一会，昂起头，拍拍胸脯说：“这笔费用我来出。”
经校长问道：“你？四十块，向哪要去？”
秀松毫不吝啬，道：“问我父亲要去！”他又扭过头劝存统，“你用不着担忧，我同父亲说去。”
俞秀松一做出赴京的决定，马上在杭州南星桥乘小火轮到了诸暨三环。三环埠到家只有五里路，当落日头悬挂在导领山冈的时候，他回到了溪棣村。
父亲坐在道地上。为自己，也为“一师”读书的大儿子，他正沉浸在“马拉松”般的愁闷之中。
“爹！”秀松亲昵地叫了一声。
父亲扭头见是大儿子秀松，又是欣喜又是吃惊，忙从椅子上弹起：“寿松（秀松原名），是寿松！寒假未放，你怎么回来了？”
秀松从桌上倒过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完，说：“爹，你放心些，校方没有开除我。这次来家，是向你来要钱的。”
“要钱？”父亲抚摸着下颌的胡子，双眼滴溜溜窥视着儿子。他想从儿子身上得出他的诚实，“你还要钱派什么用场？寒假不是快放了吗？”
“我要这笔钱是急用的。这次，班里有两位同学家母有病，等着用。”
父亲垂头没响。给钱是小事，可是给了他怕是支持他闯祸。
“钱，没有。”父亲终于快刀斩乱麻。他指了指八仙桌旁的凳子叫儿子坐下，“家里也等着用钱哪。你想想，你几岁了？都快师范毕业了。古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父亲的话触及了儿子敏感的神经。听话听声，父亲这么说，怕是要给我物色对象结婚？但像父亲避开儿子去闯祸的政治问题一样，俞秀松也故意避开父亲的潜台词。
“爹，我这次很急，就这一次。”
“儿子啊，终身大事，也只有一次。”
“我还只有21岁，再说婚姻当独立自主！”
“你是我的儿子，婚事要由我负责。21岁还小吗？我同你妈……”
父子俩你来我去展开了一场舌战。俞秀松支支吾吾被激红了眼，父亲俞韵琴气喘吁吁被气红了脸。这时寿乔和寿筏收工回家了。围在一桌吃饭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兄弟姐妹忧着哥哥——父亲不给钱，又忧着父亲——大哥会拒绝婚姻。
吃罢饭，俞秀松把弟弟寿乔叫到村口风水埂的几株松树下。
“寿乔，爹要为我物色老婆了？”
北风吹得松树嗖嗖响，有几个松蛋啪嗒啪嗒落下来。弟弟告诉他：“爹早为你找好啦。”
“找好啦，谁？”
“是河上店的，那姑娘我见过。”
秀松双脚一顿，愤然地张张手：“爹为啥要为我物色老婆？”
“哥哥，你自己不知道？村里人都说你是个闯祸胚。今年以来，爹和全家的人都为你愁死了。怎么，你自己倒没个数？！”弟弟脸上现出担忧的神色。
俞秀松哪会没个数。他清楚，他在一师闯的祸给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今年5月初，当十月革命的灿烂曙光映射到中国大地时，当中国的军阀政府准备在与美、英、法、日的求和谈判桌上签字时，一师的师生们高举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大旗，成了一支与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相呼应的反抗力量。
在一师数千名师生中，俞秀松首当其冲。在那广场的高高的讲台上，在那西子湖畔你拥我挤的闹市区，在那自编自发分寄全国的刊物上，到处都可见到他那勇敢不屈的身影和辛辣犀利的言辞。
出头椽子先烂，他遭到了当局的追捕，并责令校方“开除”。父亲俞韵琴是诸暨教育界的名流，一位颇有教育才能的县劝学所所长。儿子在一师的所作所为，使他大受指责，最后被辞了官。为此他才断然做出决定：给儿子成婚。只有婚姻才是缚住儿子手脚的一根绳索，他才会安分守己。
要钱不成，俞秀松闷闷不乐地坐在灶洞口。他想与父亲说出要钱去京的理由，他想告诉他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创办人李大钊是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人……但他更是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失眠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准备返杭。
父亲见他要走，一把扯住他。
“早些回来。婚事定于正月初八。你总不能叫家里人都替你急死吧。”
儿子辛酸地落泪了。他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不使老人太伤心，他擦着泪表示对婚事“考虑考虑”。
雨后的凰桐江翻滚着排排浊浪，汹涌的波涛卷着树叶、浮草歇斯底里地冲撞着两岸。大弟寿乔为哥哥挑着行装，一路默默无语。快到三环埠时，哥哥收住了步子。
“乔，你回去吧。”
“哥，爹的话，你可记牢了？”
哥哥垂下头，好长时间不说话，忽然，他的神情变得异常亲切起来。
“乔，你平时要勤俭些，俗话说勤生财，你对乡里父老要客气些，和气生财哩，你对爹的话尽要听，因为弟妹还小，我又不在家。”
弟弟“嗯嗯”地点着头。
“哥，爹叫你早些回来哩，你可别儿戏呀。”
哥哥搭住弟弟的肩膀，泪，落下来：“乔弟，实不相瞒，我这次出去，几时回家没有数。”
弟弟睁大了眼睛：“那……婚事……爹的话……你到底几时能回来？”
哥哥向江埠头望去，汩汩不休的凰桐江弯弯曲曲，如一条蠕动着身子的蛟龙，他望着弟弟，说：“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都有饭吃再回来。”
哥哥说完，转身咚咚咚往埠头的石阶走下去，弟弟呆呆地立在埂上。他不懂哥哥所说的话的全部含义，但他知道一点，哥哥此去又要闯祸了。想到这里，他风一般朝家奔去。
俞秀松返回学校，立即向父亲发了一封急信。这是“最后通牒”。信上说：我要钱，是因为自己要办一件急事，你无论如何都要寄上40块。如果40元棘手，20元亦可解燃眉之急。信中他竟没大没小没礼貌地称父亲为“俞韵琴同胞”。
信很快寄到了父亲手中。俞韵琴气得胡须直抖，禁不住开口大骂：“日他娘的，这闯祸胚子，这不肖子孙，我……我……我没有他这个儿子……”
他立即拿起小楷为儿子写了这样一封充满着讽辣和幽默的信。
寿松：
来信收悉。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大洋一块。我友好地提醒你，全国有四万万同胞，如果都捐出一块，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发财？
同胞韵琴上
俞秀松接到一块钱，傻了眼。这桩“要钱”的趣事人们一直传扬着，还居然上了年出版的《诸暨县民间故事集》。
俞秀松的“笑话”很快在一师中传开了。附小教师、同乡骆致襄知道后，向他赠款十块。同学们也同情秀松他们，仅存的几角钱大家统统捐了出来，总算凑到了40元钱。俞秀松捏着还留着师生体温的钱币，心头怦然跳动，抑制不住的感情化成两道热泪，潺潺淌下。
年1月初，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周伯棣一起上了赴京的火车。
北京的隆冬比江南要冷得多。宗人府东巷的两旁，光秃秃的桦树枝呼呼地号叫着，那低陋但显得齐崭的屋檐下，悬挂着一枝枝亮闪闪的冰凌。四位青年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见到了工读团发起人王光祈和徐彦之先生。
他们的住宿被安排在一间陋室。陋室里已有三个早到的青年。他们自报姓名，自我介绍，陌生感很快就消除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见到了两位工读团发起人。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发起人李大钊，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字改革和白话文的胡适。攥住两位先生的手，他们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俞秀松说：“李先生，胡先生，我们十分高兴能在这里拜见你们。这些年来，两位先生的名字太让人馋眼了。在《新青年》，在《星期评论》，在一些其他报刊，我们一师的师生拜读惯了你们的文章。你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见解，真是太好了！”
施存统也附和道：“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在你们门下读书，当先生的学生，这好比猴子上了花果山，眼前有着丰盛的美果，多让人兴奋啊！”
室内生着火坑，马粪烧的，温度不高，但交谈的气氛却越来越热烈。李大钊搓着双手赞扬着俞秀松和施存统：“我已经收到信了，一师的同胞重点介绍了你们俩。我觉得，你们对待家庭关系的行动是可取的。你们从深度理解了革命的道理。因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延续，是以家族制、家庭制为核心开始的，所以家庭制和名分主义就是封建意识的源头，我们说要改造社会，也就必须从家庭观念的改革开始！”
接着，李大钊点上烟，滔滔不绝地谈了法兰西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急骤变化，谈了中国自“五四”以来民众觉悟的提高和社会各阶级的客观现状。他在分析中指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产妇的“胎痛”时期，“痛”是生育的前夕，之后，一个娇嫩的婴儿就会哇哇诞生。
胡适先生也谈了革命对于新文化的影响和新文化促使革命转变的关系。
最后，俞秀松、施存统询问了工读互助团的情况。
李大钊捺灭烟头，道：“工读，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学习。互助，就是相互帮助，同生活，共甘苦。这是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生活、工作方式。至于读书，就是在北大做旁听生，至于工作，则是做印刷、洗衣服、制糨糊等，以工养学，以学促工。”
这几乎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这无疑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尝试。在座的工读互助团员们立即抱成一团，蹦跳起来。
第二天，工读团的十多位成员在兴奋之余拍了一张照片。俞秀松拿到照片，瞧着照片上神气十足的自己，偷偷地笑了。当晚，他在这张照片背后写了一封家信。
我亲爱的父亲母亲和诸弟妹：
我同你们长久不见了，从今以后，我不知几时好和你们会见？
我到北京来，是从杭州出发，你们是不得知的。
我来的目的是：实践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甜、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所以我此番出来，是和你们长别了！这张照片是我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第一天摄影的——.1.10——你们见了会发生甚样的感想？……
秀松
如秀松所说的一样，工读互助团是实践他们思想生活的。每天上午，他们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课堂的后排，认真聆听李大钊、胡适、陶孟、王光祈的各种课程。每天下午和傍晚，他们来到印刷厂洗衣房、食堂、英算专修馆参加劳动。在生活上，他们采取的是彻底的“共产”，共同劳作的酬金，共同开办伙食。晚上，大家睡在一起，讨论和争论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六无”的理想社会。
团员们个个聪灵，他们认真汲取着教授、老师们授课的各种新见解；团员们个个能干麻利，他们心甘情愿流着大汗为整个工读团干着活儿，团员们个个激进，他们期待着工读团的思想、工作、宗旨能影响到全中国、全人类。很快的，一个月悄悄地过去了。很快的，他们机敏的嗅觉马上觉察到同样是教授、先生，但对于中国革命和方法有着大不相同的见解，而最为明显的是李大钊和胡适。
李大钊的见解是要以法兰西、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共产主义经验来改造中国社会。换言之，他认为要在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些观点在他《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先生的学生胡适则不同，他要求人们对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多分析，多研究些问题，而不要谈主义之类，这种观点也在他《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这两种不同见解产生的分歧，逐渐形成了对中国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俞秀松、施存统毅然赞同李大钊的“彻底”观点。他们喜欢到离巷子不远的李大钊的住处去聊天，去读书。每到夜间，李大钊仿佛变成了一个接待客人的店员。他一边忙着为团员们烧茶、倒水，一边为团员们寻找一些启蒙共产主义的书籍。对团员实践思想生活遇到的问题，他一一作答。为适应团员们的阅读要求，他利用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对团员们实行夜间开放。见到那一间又一间汗牛充栋的书籍，团员们像饥饿人见到面包，恨不能一下子把这些新书读个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三月。
春风徐徐吹入古老的北京城，秃树枝冒出了新绿，枯黄的草坪抽出了嫩叶。这时，李大钊想召集工读团成员商量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十多位团员的生计成了问题。
生计问题出于团员们在做工时不团结、不统一。
3月23日，一盏困倦的油灯昏暗地照射着斗室。十多张饥饿和不安的脸神情沮丧。无可奈何之中，大家计议了“各奔前程”的决定。
会议散了。团员们有的叫骂着大发牢骚，有的哭着鼻子垂头丧气，有的开始考虑选择今后的道路。
俞秀松、施存统在被窝里悄悄商量着。
解散工读团他们该到哪儿去？这时，俞秀松似乎品出了失败的原因，他总结了这73天的生活说，“看来，要改造社会，不能离开这个社会。”
施存统同意秀松的话，“要改造社会，须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
“那么，我们得去哪里再实践？”
同学们都呼呼地入睡了，只有屋外滴着檐水声。
忽然，俞秀松抓过施存统一只臂膀，“我们去福建，去漳州吧，那里是陈炯明的地盘。”
施存统在黑暗中闪动着双眸，“好，到漳州去！要改造这个社会，讲彻底，接触枪杆子是一条好路！”
“一言为定，咱立即就动身吧！”
其时，福建漳州是陈炯明粤军的司令部。陈炯明的思想倾向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那里既可以实践自己的思想生活，又不至于会像在工读团这样挨饿。两人马上统一思想，待天明把南下行动告诉了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同意了他们的去向。
“不过，”他忙着为两位学生准备了一些车费后提醒说，“到上海，你们不妨暂住几天，看看形势。”
“为什么？”俞秀松的眉宇间泛出个疑团。
李大钊吸着烟，不慌不忙踱着步子说，“上海的独秀先生是一个喜爱人才的园丁，他一定会欢迎你们。再说，我已经接到信，最近，苏俄要委派第三国际的代表来中国。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是这样？”秀松瞟瞟存统，“那咱们先去上海探听探听。”
施存统点点头，一阵激动，使他咳嗽不已。
李大钊像亲哥哥一样擂着他的背，医院买了点止咳药，要他带上。
隆隆列车载着两个21岁的同龄青年，于3月27日傍晚，驶入上海站。
下车后，他们按照原先的约定，匆匆来到黄浦江畔的指定点。
黄浦江涌动着澎湃的春潮，几只被惊动的海鸟箭一样冲上天空，又犹犹豫豫地翔回水面。
沈玄庐在一株蓊郁的梧桐树下等待着他们。
沈玄庐是萧山人，五月初，他到杭州时曾与俞秀松、施存统有过秘密联络。这次在黄浦江畔相约共聚，三人别有一番亲切。
玄庐问：“秀松、存统两兄来沪，作何打算？”
秀松答道：“工读团失败，我和存统想到漳州去投奔陈炯明。”
存统咳嗽着也在一旁插话：“在工读团咱天天喊革命，可肚子却天天叫饿，北京是万万蹲不住了。”
沈玄庐忽然记起包里还带着四个面包，连忙取出，一人两个地分给秀松与存统，然后叹口气，说：“我们正在摸石头过河，没有经验，碰壁，走错路也在所难免。”
俞秀松一边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一边颇有感触地说：“在北京，咱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抱着一种空想，认为只要打破家族制、名分制就能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而事实上这行不通。到漳州去，则可以避免生计的困难，在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践自己的思想。”
沈玄庐看看两位青年，笑吟吟地摇摇头。
“不！秀松兄，我劝你们还是留在上海。独秀叫我劝留你们，说与漳州相比，上海更需要你们。”
留在上海是李大钊、陈独秀一致的意向，秀松和存统于是改变去漳州的计划，决定在沪留下。
掌灯时分，三个人一起来到霞飞路渔阳里2号。
这里是陈独秀的卧室，也是《新青年》的编辑地。
陈独秀比秀松、存统大一半年纪，可却毫无长者的架子，很随和地招呼他们：“欢迎！欢迎！甭急，先洗个澡，再吃饭、谈话。”
等吃完饭，门被笃笃敲响。
开开门，进来了一群人。
他们是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
现在家里一共有8个人。12时整，陈独秀主持会议，大家研究了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室内时而很静，静得听得见8个人的呼吸，时而又挺热烈，争论得面红耳赤。一杯杯热茶升腾着漫漫雾气，一支支香烟绕得斗室烟雾缭绕。会议最后决定：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后在第三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再成立中国共产党。
仿佛迷途中看到了闪闪的领航灯，两位热血青年的心又一次沸腾起来。
陈独秀把俞秀松和施存统安排在星期评论社工作。
不知为什么，陈独秀对俞秀松有着一见如故的好感。他从俞秀松那张不苟言笑而又朝气蓬勃的脸上，从他那简朴克己而又勤快节俭的作风举止上，从他那颗对共产主义有着执着信仰的赤诚之心上，看到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希望。俞秀松对陈独秀也充满着虔诚的崇敬和信任。先生那广博的学识，深沉的眼光，仔细耐心的编辑作风，给俞秀松送来了温馨。
干编辑工作，俞秀松、施存统信心十足。他俩创办过《双十》，创办过《浙江新潮》，他俩已经是年纪轻轻的老编辑了。
然而，星期评论社却没有足够的工资发给两位年轻编辑。开始每月六块生活费还能给他们刚刚糊口，但后来连每月六块的生活费也无着了。陈独秀为此绞尽了脑汁。
他想安排他们当教员，但未成，把他们充实到《新青年》做编务，但也苦于没有工资，他想介绍他们到工厂做工，但又怕两位青年不同意。
俞秀松觉察到了独秀的为难处，自告奋勇地要求深入工厂去做苦力。他像兔子一样欢快地蹦跳到独秀身边，笑着说：“好的，我喜欢去，相信存统也喜欢去。”
陈独秀愣了一会，张大双眼问：“秀松，你既然喜欢去工厂，那就说说喜欢的理由吧。”
秀松取下眼镜，坦然地笑着反问陈独秀：“陈先生，你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起草了一个共产党纲领吗？纲领中不是强调要‘劳农专政’和以‘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吗？去工厂当工人，就可以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发现世界，锻炼自己，与他们一起合作起来革命！”
俞秀松的一番话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观点展现在陈独秀面前。说实在的，他在一个草拟的纲领中是这样写了，但在实际上尚未能调整这一视角。他喜不自胜，热情地赞扬道：“满分，一百！你和存统明天就去厚生铁工厂报名，我期待着你们录取的好消息。”
厚生铁工厂是上海一家规模较大的私人企业。隆隆机声和嘈嘈杂杂的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刺人耳膜。工头们徘徊在车间，鹰一般的利眼片刻不离额冒大汗的工人。施存统因为体检时查出肺病没能入厂，俞秀松独身一人来到这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不免有些担忧，亏得他有一层介绍的关系，且有文化又肯干，老板和工头不敢怎么奈何他。
其实，俞秀松之所以答应到工厂来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想实践一种崭新的思想生活，走一条与农工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于是，他虚心拜工人为师，刻苦学习制铁技术，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流汗，相互建立了一种深厚的阶级情谊，这之后，厚生铁工厂参加成立了上海最早的“上海机器工会”。这时候俞秀松创办了《伙友》杂志。
陈独秀对俞秀松的出色工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十分赞赏。他特意请俞秀松来渔阳里2号家里吃饭。
他热情地取出一瓶“绍兴加饭”为秀松斟上，赞扬着说：“来，秀松，为你深入工厂的成绩，干一杯！”
俞秀松拿起酒杯，忽又放下。
“不，我不喝。”
“为什么？”陈独秀愣怔怔地盯着他。
“我没有值得可喜的成绩。我还只是刚刚适应工厂，我经验缺乏，身上只有一股热情，我对马克思著作读得不够，还得好好学习。我不喝酒，因为我发过誓。”
陈独秀笑道：“你太谦逊啦！不喝酒也好，不过，根据工作需要，你得暂时离开工厂。”
“离开？”俞秀松奇怪了，“去干什么？”
“苏俄第三国际代表明天就到上海，你得去火车站迎接。以后，你就当他们的助手。”
苏俄客人终于盼来了。俞秀松惊喜万分。第二天，他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又理了个头，老早就跑到了火车站候车室。
第三国际的代表名叫魏金斯基，随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出生在中国山东但在苏俄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杨明斋。
两辆黄包车把他们送到了渔阳里2号。
魏金斯基转达了第三国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问候，简略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同志领导下的情况，同时说明了来中国的目的。
“我这次来中国，不带什么，只带来一个火炬！”
陈独秀接过话：“如果这样，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就是焚烧封建王宫的纵火犯！”
魏金斯基道：“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
陈独秀道：“这个任务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完成。”
俞秀松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禁不住插话道：“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一堆干柴，现在就等待着我们来点燃。”
六月中旬的一天，这天天很黑，下着大雨，仔细听，有隐隐雷声，人在路上，闪电一昏一暗的，叫人头晕目眩。
斗室昏暗，秀松点起了煤油灯，陆陆续续，开会的人来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只有五个人。
当秀松关上门，摊开日记本，主持会议的陈独秀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的会议我们五个人到会，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上，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中国社会共产党，北京的李大钊先生说还是叫中国共产党。究竟什么共产党，今天我们讨论决定，决定后就算是伟大组织成立了。然后起草《党章》！”
五个同志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家对成立什么共产党都倾向采用李大钊先生的意见，叫“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简洁，明快！
屋外天还是很黑，雨还是很大，突然轰隆一个震耳欲聋的响雷。只听见屋外哗哗的一阵响，大家忙着奔出室外，只见那株上千年的老樟树被雷劈打断了，树枝倾斜着倒在路上，拦住了过往的人们。秀松和存统大声的叫道，“好哇，好哇，真是开天辟地了！”
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后又有杨明斋，李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周佛海，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6月27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带口信叫俞秀松到他住处，说他有重要的事。俞秀松答应下来，偏偏不巧天上下起了大雨，俞秀松用两只手遮着头来到陈先生家。俞秀松几乎认不出来了，陈望道长长的头发，满下颌的胡须，寒酸的像个要饭的。俞秀松连忙把他请到旁边的剃头店，半个钟头后陈先生又变成“道貌岸然”的陈先生了。回家，陈望道关上门，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布包，翻开，俞秀松探过头去，“是《传党宣言》的翻译稿！”“是的，我是在义乌老家茅屋里翻的，懒得剃头刮胡子，所以变成了一个‘要饭的’，不过这样我身上有了伪装，这保证了《共产党宣言》翻译和到上海的安全！”
俞秀松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真是大智若愚，你的诚心和毅力真令我辈学习！”
6月28日晚9时，俞秀松把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稿恭恭敬敬地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又和秀松一起拿到印刷厂秘密铅印。赤日炎炎的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这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先决条件。陈独秀几次去广州后，特别交代党组织工作由俞秀松负责。11月，俞秀松参加了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月刊，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性指导刊物，推动了国内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这就使我们知道俞秀松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天渐渐地热起来。青郁郁的梧桐树传来了知了的鸣叫，园子里的鸡冠花盛开得血一样鲜红绚丽。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华俄通讯社”。
为培养输送进步青年去苏俄学习，共产党小组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沈雁冰还捐出稿费八十块，，创办了一个图书资料室，为了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小组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在共产党发起组内，俞秀松年龄最小，分工时，陈独秀叫他负责青年团工作。青年团决定创办机关刊物《先驱》。
重任在肩头，俞秀松感到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一边担任外国语学社的秘书工作，一边做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又一边执起笔杆为《星期评论》《新青年》《伙友》撰写稿件……他与施存统同住一室，像牛一样地夜以继日埋头工作……
天蒙蒙亮，他们有点倦了。两人索性来到黄浦江边。
宽阔的黄浦江笼罩着黑幕和迷雾，澎湃的巨浪追逐着平展展的沙滩。朦胧中有几艘船只拉响汽笛开始起航。两人坐在沙滩边，任江风驱尽劳累和倦意……
俞秀松指了指远方，感叹着说：“存统兄，你看，天，快亮了。”
存统翘首望去。东方吐出了鱼肚似的一片银白，有几缕醒目的红色朝霞升腾起来。存统握住秀松的手，说：“是的，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
两人手拉着手从江面返回。他们知道新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他们将要迎接的是一个红日东升的艳阳天。
冬去春来，到了年3月，中国共产党组织接到通知，须派选一位同志去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大家推选俞秀松同志参加。
十六浦码头，春寒料峭，几株红梅绽放出鲜红的花朵，平展的泥地里露出尖尖的青草叶。货船和客船的汽笛及装卸工人耗子响彻云霄。张秋人和钱希均把手上的包裹、什物交给俞秀松。俞秀松望了望阴霾的天空，万分激动的向他们告别，“秋人，党和团的工作你多做做，为我，也为你自己！”张秋人点头应着，“那当然！”随后秀松又嘱咐钱希均，“在平民女校学习还好吗？多看看书，不解的地方多问问秋人兄！我也经常向秋人请教呢。”钱希均羞涩的点点头，“好！知道！”说完，俞秀松大步地向轮船的跳板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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