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我中专财务会计毕业来到了深圳。
其实我在家乡有一份别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就是在财政所上班，但是我看不起这份工作，我不想重复父辈走过的路，劳碌一辈子，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职员，平庸过一生。
我在学校时买了很多的书，都是有关创业致富的书籍，当然也有不少文学书籍。我自小就文章写得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中专，语文课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拿来宣读。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书名忘了，好像是什么白手兴家吧，内容是美国创业创富的人物传记，有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等等，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我记得扉页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影响我一生。这句话大意是：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奋斗能取得成功，并由此惠及我的家人。这些创富书籍从头到尾都灌输一种思想：个人奋斗创富！
年的夏天，我来到了深圳。一起来深圳的有表妹红梅，七舅家的女儿，十八姑娘亭亭玉立。谁给我的车费，忘了，车费是多少，也忘了，只记得坐的大巴车是村里的一个退伍兵哥哥开的，很帅，叫什么名字也忘了。岁月使我们沉淀了很多的记忆，也使我们淡忘了很多的记忆。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汽车也没有空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走走停停，一路颠簸，一身油腻到了深圳。
终点站是银湖汽车站，我们的落脚点是五大舅家，在银湖山庄小区，离汽车站不远。来接站的是五舅奶。红梅双腿已浮肿走不动道，五舅奶（红梅叫伯母，客家人称阿奶）搀扶着她。
从后门出站向右上转，经过一条石板路，就到了银湖山庄小区。五大舅家好像住在七楼，租的房子，三房一厅。大舅是记者，在深圳某报社任职主任记者，舅妈待业在家专职炒股，大表哥是室内设计师，二表哥大学（广东工学院）还未毕业。我从小与二表哥要好，小学一二年级皆同桌，初高中书信不断。二表哥很惋惜我为什么不复读考大学。我们小时是所有亲戚一致看好的读大学的料。二表哥大学毕业后去马来西亚进修，一路顺畅；我则一生飘零不定，起起伏伏。这就是读不读大学的区别。
与许许多多闯深圳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一到深圳就有落脚点，不愁吃住。后来，大舅家很多的亲戚都来深圳，都是投奔大舅家。农村的亲戚多啊，七大姑八大姨九表叔的能拎出一大串，大舅家便成了一个旅馆，常年亲戚来往不断，常年厅长驻点援乡，让大舅不胜其烦，但是大舅从不表露出来。最让大舅尴尬的是，来落脚就算了，还指望大舅给他们找工作，而且是那种工作轻松收入又高的工种。谁叫大舅是记者呢，他们都认为记者识人多能耐大，有这本事，但是他们从不想过自己有没有学历有没有能力。大舅是记者，有君子风范，没有为那些穷亲戚推荐过什么工作。后来，大舅不近人情的口碑就在家乡传开了。这就是人性，蹭吃蹭住是该的，稍有不周，就怨恨不断。
初到深圳，大表哥带我去国贸一带参观游览。国贸大厦与发展大厦是深圳的地标，一栋是方的，一栋是圆的。那时来深圳，不到国贸大厦转一圈，感觉没到过深圳。那时候传呼机刚刚兴起，而大表哥不但有呼机，还用上天地通了（后来叫小灵通吧），打电话要抬头看看附近有没有基站，然后拉出天线，用手兜着手机下巴，一顿“喂喂喂”狂叫。大哥大在深圳还是稀罕物。二表哥则带我去逛鹏金山科技书店，就是上步麦当劳楼上，现在的鹏金山通信市场。
玩了两天，我与红梅都要面临找工作了。红梅幸运得很，一来就有工作等着，就在银湖汽车站旁边的银湖宾馆上班。而我呢，只能往华强北跑自己找工作。从小独立惯了的我，不信找不到工作。不记得那时有没有人才市场，我只知道华强北路华新村海关小区那一片，有一道很长很长的招聘信息栏，每天都挤满了求职者，引颈翘盼寻找合适的岗位。求职者们都拿着一个小笔记本，抄录符合自己职位的信息。
我找了整整一个月，投了无数的简历，打了无数的电话，进行过无数次的面试，居然工作还没着落。那时华强北最火的生意应该是电话亭和复印打字，如果当时有丁点的商业头脑，也许我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但当时一心就是想找工作，有份职业有份收入养活自己。我的中专学历根本派不上场，因为一个刚出校门的中专生，根本不受待见，好职业都要求大专以上且需要经验。深圳的企业从一开始就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宁愿出高价挖别家的才；深圳的求职者从一开始就不安分，哪里工资高哪里跳。浮躁的深漂者像被轰击的中子，四处乱窜、撞击、裂变，为深圳的发展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五舅奶安慰我，劝我不要急，在深圳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没有那么容易。
就在焦虑不安中，没多久，噫！工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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